1982年6月，广东矿冶学院恢复为广东工学院，正式挂牌  

广东矿冶学院全景

南华寺坐落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马坝镇南7公里的曹溪之畔，距离韶关市南约22公里，是中国佛教名寺之一，是禅宗六祖惠能宏扬“南宗禅法”的发源地。在百度词条“南华寺”的历史沿革记录：“1934年；虚云和尚重修南华禅寺；1981年农历十月，惠能真身开座于修建焕然一新的六祖殿中，以供参拜”。那么，1934年-1981年间的50年时光，这座千年古刹究竟经历如何？岁月悠悠，知晓我校历史沿革的老工大人都清楚，1970年—1980年，广东工学院的前身——广东矿冶学院曾在这里办学，艰苦的十年时光值得每个工大人铭记。

广东矿冶学院的来龙去脉

   1962年—1970年，由广东水利电力学院和中南科学技术学院合并的广东工学院安稳度过了8年。1970年，按照上级安排，广东工学院更名为广东矿冶学院，由广州迁往韶关南华寺办学。

  那么，好好的，为何突然改变办学方向？

  这与当时的一段历史有关。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爆发。我军在黑龙江打捞上一台苏方坦克，经研究发现，坦克车身含有钛钢，这种具有很好的强度与耐腐性能的金属，能大大提高武器装备的抗打击能力。广东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钛储藏量十分丰富。于是，上级部门决定广东工学院改名为广东矿冶学院，将学院原有的汽车、发配电、农田水利、工民建等专业划拨给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再重新创办了符合战备需要的合金、稀有金属冶炼等专业。根据当时毛泽东主席“靠山隐蔽分散”的指示，广东矿冶学院开始了南华寺的十年办学。

曹溪之畔,教师们既是教书匠，也是拓荒人

   1965年，广东工学院招收了“文革”前最后一届学生，此后，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才恢复正常的招生。停止招生后，校园教学处于停滞状态。1969年，64级和65级的学生同年毕业，为了给新建的矿冶学院充实力量，经上级组织批准，当年，留下了107名优秀学生充实教师队伍，这些被笑称为“107单将”的青年教师们，随着大部队到了曹溪之畔的广东矿冶学院，成为了广东工学院，乃至后来广东工业大学的“星星之火”，其中包括了杨宜民、余永权等著名教授。

   当时，南华寺的和尚被红卫兵赶出了寺庙，无人念经，也无人烧香拜佛。1972年开始，学校将南华寺区域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在省里投入的600万资金支持下，矿冶学院以南华寺为中心，向东西两边拓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东边是教学区和宿舍区，西边是钽铌厂、稀有金属冶炼厂、稀有金属实验室等。也就是从这年开始，矿冶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1977年，孙再昭开始担任了矿冶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同时挂职担任韶关市委副书记。经过学校争取，韶关市政府保证了教职工的基本物质供应，每个教职工每月半斤花生油、半斤猪肉，家属三两花生油。可这些远远不够。经孙再昭与市商业局长的沟通，商业局承诺每个星期供应学校一头宰杀好的猪，家属每人每月增加二两花生油。教职工们也尽量自力更生，通过种菜、养鸡来改善生活。那段时期，在曹溪之畔的山坡上、田地里，处处都有教职工们开荒耕种的身影。

非常时期，师生们当起南华寺守护人

   南华寺著名的“五百罗汉”是全国唯一的水上罗汉。由于寺庙都处于失修状态，五百罗汉、四大金刚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看到此景的教师们痛心不已，身为知识分子，他们更加懂得南华寺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价值。于是，老师们组织起来，成为了南华寺的守护人。

   南华寺的保护工作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刘兴元的批示下，20万元拨款被批下来用于修缮寺庙的工作。由于寺中已没有僧人值守，矿冶学院的教职工们就担负起了修缮的重任。用这20万元，学院聘请了专业的施工人员，对大雄宝殿、藏经阁、六祖殿等房屋的屋顶、墙面、门进行了维修，使得房屋不再漏水，墙体不再剥落，暂时中止了寺庙的自然损毁状态。说来也巧，时任省文艺办副主任的孙再昭亲历了这一事件，他由此结下和矿冶学院的缘分。

   基本的修缮完成后，寺庙中的文物终于可以免于山野中的风雨侵袭。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陈列在藏经楼的六祖真身遭到破坏，侧背被打开一个洞，被造反派抬着在韶关游街。惠能和尚是释迦牟尼之后的中国佛教界公认的第33代宗师，也是至今唯一一代肉身和尚。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物，师生们将他请到大雄宝殿进行封存。同时，大雄宝殿、藏经阁、六祖殿等重要建筑也被上锁封闭，一般人严禁入内。学校保卫部门对南华寺进行巡逻值守。矿冶学院师生们对寺庙文物的保护意识十分强，即使学院刚迁到南华寺教职工没有地方居住之时，师生们也仅仅是住在寺庙两边的厢房。春节期间，大部分教职工都返乡过年，学校也安排专门人员巡逻守卫。曾庆尚是韶关本地人，年三十晚上吃完年饭后，他还回到南华寺和其他老师一起值守。

关键时刻，习仲勋一锤定音： “迁回广州！”

   矿冶学院办学时期，物质缺乏，设施简陋，条件非常艰苦，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都极不方便：没有图书馆，要查资料需要坐7个小时火车到达200多公里外的广州，当天无法返回，只能在办事处过夜；没有子弟中学，教职工子女们需要在荒郊野外中步行7公里到马坝镇的曲江中学或大宝山矿子弟学校上学，安全得不到保障。

   由于当时山区条件极其困难，不适宜办学，组织上曾考虑将矿冶学院停办，教师和学生并到其他学校。是停办？还是回迁广州？此时，学校的生存情况堪忧。当时，孙再昭在教职工会议上感慨地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办学，我们要想方设法回到广州去！”此后，矿冶学院领导们开始多方奔走，努力呼吁将学校迁回广州办学。

据孙再昭老书记回忆，1979年，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研究讨论了矿冶学院是否迁回广州办学事宜，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坚真、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省委副书记吴南生、副省长李嘉人等7个常委全部出席会议。孙再昭在会上提出：“我有过办厂的经历，建设一个厂三年还成不了，拆掉一个厂，三天就可以。办学校也是一样，图书馆、实验室都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我们希望搬回广州，这样才能稳定教师队伍，学校才能发展。同时，广东需要发展工业，除了教育部属的华工，我们地方也需要一所工科院校。”李嘉人则发言：“办个大学并不容易，我建议先留住，再慢慢发展。”习仲勋询问杨尚昆，杨尚昆说：“这个事由你定。”习仲勋又转头征求李坚贞意见：“大姐，您怎么看？”李坚真表示尊重习仲勋书记的意见。最后，习仲勋书记一锤定音：“好！广东工学院保留下来，学校自己找好地方，迁回广州！”

文章出处：《广东工业大学报》205期4版